王伯敏教授聚精会神地观察伏龙坪出土的东汉圆形剪纸
说中国民间剪纸产生于汉代，距今两千多年，理由是：汉代“有了剪刀”，“有了纸张”，“有了剪纸的相应技艺”。此论似无异议，但是，理由是不足的，在于未见汉代的剪纸，还没有实物的佐证。
其实，理由不是不足，早在三十年前汉代剪纸便出现了，只不过没有人将它提了出来。
一
2009年4月，我在查阅天水出土的一些资料时，偶然读到1997年8月6日《甘肃日报》发表的李晓林文章，接着又读了近年《兰州晨报》发表的有关文章，获悉兰州曾出土东汉墨书圆形纸。甘肃日报、兰州晨报的简要报道是这样的：1978年10月，兰州博物馆在兰州皋兰山伏龙坪进行考古发掘，发现一座东汉时期的夫妇墓。出土两具尸骨外，还有不少铜器，有如铜壶、铜盆和铜镜等。其中有三片墨书的圆形纸，垫于一枚铜镜底下。圆形纸直径为17厘米，呈白色，纸面厚薄均匀，棉软坚韧，经鉴定为麻纸。三片圆形纸，一片破损，两片完好。完好的一片留有“奈何当奈何”等墨书40多字，另一片留有60多字。作为古纸，伏龙坪纸的出土，是继敦煌、居延、武威之后又一次重大发现。
二
看了伏龙坪出土资料，根据近年来剪纸史研究的情况，我对“圆形纸”的出土很敏感。我把注意力集中到圆形纸的“圆形”上，提出三个问题：
——纸的圆形，是纸张形状的一种改变。它的改变使用的是什么方法？
——垫于铜镜下的纸片的圆形，是出土时原样？还是出土后形成的？
——如果是出土时的原样，可不可以看作这是汉时人使之形成的圆形？
我很想亲眼看一看东汉这三片圆形纸，并对这些问题作一番调查。不料一打听，知兰州博物馆的部分文物，包括这几片东汉圆形纸在内，已经打包，将运往伊朗展出。不得已，只好取消兰州之行。于是立即给兰州朋友张强民写信，请他去兰州博物馆，找曾经撰写过有关文章的李晓林及馆中其他同志，作些调查。初步调查的结果，对我提出的问题，没有正面的回答，却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：
一说：伏龙坪出土的圆形纸，原垫于铜镜底下，现在保存的是出土时的原样，没有人改动过。尤其是纸上有墨书，使人更不会在纸上做出有损墨书的改动。
一说：伏龙坪出土的圆形纸，现在看到的，不是出土时的原样。而今留下像剪刀修剪的痕迹，是出土后修整，或送化验纸质时所留下的。
这两种说法，初听令人为难。因为伏龙坪出土的这些文物，当时没有写出出土报告，也没有留下出土时的照片。参加伏龙坪发掘的同志，时过三十年，有的退休了，有的作古了，很难找到当事人。
不过，我对这两种说法，经过思考、分析，认为两说并不矛盾，可以互存互补。说“现在保存的是出土时的原样”，有可能。尤其纸片上有墨书，按常识、常规，出土文物进入博物馆，不可能有损，只能照原物保存、保护。即使为了化验纸质而取样，也尽可能取已经残损的纸片，不会因取样而有损墨书。至于说“不是出土时的原样”，这也有一定道理。如这些圆形纸片，出土后，从铜镜下取出，单独保存并陈列，在这整理、移动的过程，产生多多少少的改动（那怕是一点点）是难免的。至于说“不是出土时的原样”，这“不是”二字不明确，是“完全不是”，还是“有些不是”，若属前者，这在前面，我已经作了阐述，可能性不大。若属后者，相对的理解，既是“有些不是”，必会“有些原样”。只要保存“有些原样”，对这几片圆形纸作深入了解，不仅有必要，而且有价值。
三
正在对这些调查的意见进行思考分析时，王苹告诉我，伏龙坪出土的东汉圆形纸，还未出国，正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，作为“秦汉•罗马文明展”的展品，公开展览。我闻讯，很高兴。2009年8月21日，我与王荔一起，专程飞往北京。到了海滨区，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厅明亮的灯光下，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伏龙坪出土的东汉圆形纸。
四
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的文物，由中国国家文物局、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主办，被展出的兰州伏龙坪的出土文物，是三片墨书圆形纸中保存较完好的一片，即其上书有“奈何当奈何”的一片。展出的说明：品名，书信纸；藏所，兰州市博物馆；材料：纸；尺寸：直径17厘米；出处：甘肃兰州伏龙坪；时代，东汉。附注：“原衬垫于铜镜之下，故呈圆形。推测为家书的残片。纸以麻为主要原料，并通过施胶等加工技术，改善了纸面的白度和平滑度，使得纸张厚薄均匀，说明东汉时期纸张已经达到了可以替代缣帛和简牍书写的程度。”
呈现在眼前的这片圆形纸，呈白色，纸面染上些许蓝渍，平放在一面白纸上。我借助放大镜看了看，看了又看。我不是考察纸质，也不是考察纸上的墨迹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圆形纸的边缘，考察边缘细微的剪痕。圆形纸的边缘，有不少破损，果然留有明显与不甚明显的剪刀剪过的痕迹，虽然很难区别出，那些是出土原样的剪痕，那些或许是出土后作“修整”，或化验纸质时送去作取样留下的剪痕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这片圆形纸的边缘留有剪痕是事实。若不是在原物上亲眼所见，只看印刷品是很难看出这些剪痕的。我在展览中，庆幸自己不虚此行。
五
细看之时，我发觉有一点很值得注意，即在这片圆形纸的边缘，凡有墨迹靠近的纸边，剪痕比较模糊。对这种模糊，我细细思量，正可以用来说明这是圆形纸出土时原有的剪痕。因为剪痕的模糊不清，这与纸的保存年代久远与否是有关的。
我看到过晋、唐、宋的墨书纸，较仔细地琢磨过北朝纸和唐纸。所谓“北朝”的纸，我指的是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的《对马》剪纸，在一匹剪纸马的头上，留有残破的纸迹。我用放大镜细看，可以识别其有破损而显露出来的细微纤维。与这件东汉圆型纸边上（似“相”字上面）染上蓝渍的那丝纤维是类似的状况。至于剪痕，凡新剪（指近人所剪），光利、清楚；旧剪（指古时所剪），有点发毛，剪痕模糊。我藏有“唐人写经残卷”，我作过试验并比较，感到这些所能见到的现象，似乎是古纸的一种常规性现象。因此，使我愈感到伏龙坪出土的这片东汉圆型纸的这部分，留下的是旧有的剪痕。我对着这些模糊剪痕处，注视良久，使我不期然而然地作出了一个判断：这是东汉人在这片圆形纸上所留下的剪刀痕迹。这些剪刀痕，好像故意逗弄人，把“秘密”隐藏起来，考验我们能不能把它揭开。其实，历史常识早已告诉过人们，剪刀在汉代早已被广泛应用。而这片东汉圆形纸上留下的剪痕，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情况。留下的剪痕尽管很模糊，很不清楚，正因为是模糊而不清楚，倒反明白的，合乎逻辑地揭示，这是东汉人留下的剪痕。
六
伏龙坪出土的东汉圆形纸，总算让我看到了，诚然是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见与不见不一样，见到了，心里就踏实了。
现在，让我畅开说一句，当我面对伏龙坪出土的这片圆形纸，并认定它是东汉剪纸品的时候，我好像曾经超越于时空，在汉代人“凉州”的空间梦游了一番。在灯光明亮的展览厅里，虽然看到的不是剪纸艺术品，但是，这片圆形的，留有剪刀痕的剪纸品，足以见证“汉代是剪纸产生的时代”。这一见证，给中国剪纸史上的“剪纸产生”之说有了实质性的圆满答复。不妨明确地重述一句：在中国民间剪纸史上，说“汉代是剪纸产生的时代”，已有了剪纸实物的出现。人是有进取心的，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。我们对剪纸史的研究，我们得到了这一新的答案，但还需等待一个“句号性”的答案。这所谓“句号性”的答案，指的是汉代剪纸艺术品的出现。
西方一位哲人说：“在学术研究的探讨上，成功的大小，要看研究者能不能揭开研究对象中最隐蔽的秘密。”实则“秘密”就藏在答案的背后。学术研究者只要有坚强的意志，百折不挠的精神，总会找到一把合适的钥匙，揭开“研究对象中最隐蔽的秘密”
2009年8月24日于上海
伏龙坪出土的东汉圆形剪纸